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上海考察时指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要“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加强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202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的意见》明确提出通过保护水文化遗产、传播水文化等举措传承弘扬水文化，并锚定2035年实现水文化繁荣发展的战略目标。城市水文化作为城市与水交织共生的独特文化存在，对赓续文明根脉、传承治水智慧、赋能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品位及凝聚城水和谐发展共识都具有积极影响与深远意义，目前正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

当前学界已从多个维度开展了城市水文化研究与阐述。如在宏观理论层面，学者们围绕城市水文化的定义、内涵与价值展开深度探讨，明确了其具有人与水长期互动而形成的物质、精神双重属性，同时对其共性特征与地域差异有了初步论证。聚焦岭南地区尤其是广州水文化领域，既有特定维度专题探索，如从文化凝聚力视角探讨广州城市水文化传播路径、关注广府文化在滨水景观设计中的应用、聚焦荔枝湾涌整治中的文化传承等；也有单一领域专项研究，涵盖水文化遗产保护、滨水旅游开发等方向；还有学者系统总结水与广州城市格局、城市发展、城市文化的关系，梳理2000余年广州水城发展脉络，为广州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提供借鉴。上述研究为广州水文化的深入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仍存在可拓展空间。现有成果多侧重于局部领域碎片化探讨，难以充分支撑超大城市水文化传承创新的实践需求，亟须从水文化特质、现实挑战及建设路径等方面开展系统研究。

本文从四个方面开展创新探讨：一是深化城市水文化理论阐释，提出全新定义，并从水文化共性、城市化共性、区域独特性3个维度解析其特征；二是凝练提出了广州城市水文化“亲水乐生、开放包容、城水相融”三大核心特质；三是深入剖析了当前广州水文化建设的核心症结，明确指出“千年水城优质基因积淀”与“当代水城品牌辨识度不足”的突出矛盾；四是提出了广州“彰显广府水韵、实现城水相融”的水文化建设目标及建设路径。

城市水文化的定义和特征

城市水文化是在城市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人与水长期互动所孕育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它根植于水文化的母体，又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焕新重塑，被赋予新的形态与生命力，并因区域自然地理、历史和民俗传统的差异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1.水文化共性

城市水文化作为水文化的重要构成，天然承载着水文化的共性特征。以广州为例，城市水文化延续着人类长期以来的治水探索与智慧积淀，从古代因势利导的水利工程修筑、珠三角桑基鱼塘的水资源循环利用，到当代城水融合的系统化建设，无一不体现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科学改造自然的认知传统和治水逻辑。此外，城市水文化保留了“上善若水”的精神内核和审美意涵，并通过城市水景观营造、滨水空间设计及水文化符号植入得以具象化。这些共性特征使城市水文化在不同地域、不同形态上均保持着内在一致性。

2.城市化共性

城市化直接影响着水文化载体的转型和重构。一方面，在一些地区，快速城市化导致自然水岸空间大量消失——河流被裁弯取直，湖泊被填埋，湿地萎缩，传统码头、水车、古桥等水文化设施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同质化的现代水利设施，很多与水相关的民俗活动也渐渐消失，削弱了城市水文化中具有历史厚度的“先天基底”和“活态载体”。另一方面，城市化也催生了水文化载体的重构，现代城市通过人工湖、景观河道、滨水商务区等新型空间重塑了水文化的物质形态。这些新载体往往融合了生态修复、商业开发与文化展示功能，反映了当代城市对水文化新的理解和诠释。

3.区域独特性

城市水文化的区域独特性，根植于区域的自然地理基底、治水历史积淀及民俗传统之中。不同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奠定了水文化的物质基础与意境差异，历史进程赋予其独特的精神气质，而民俗传统则进一步强化了地域个性。北京、天津、汉口、杭州、广州等典型城市的水文化均有区域独特性。北京以永定河为水源，人工开凿的筒子河环绕古皇城，通惠河连接大运河，形成“山环水抱、中轴对称”的都城格局，水系布局被纳入古代礼制秩序与皇权象征，强调中心与等级，服务于政治与军事需求，体现庄严与稳定，护城河、皇家园林、祭水仪式等强化了“中心-正统”的文化认同，形成厚重而规整的水文化气质。天津素有“九河下梢”之称，地处京杭大运河北端与渤海湾交汇处，兼具内河与海运之利，漕运与海防的双重驱动使其成为南北物资与文化的中转枢纽，精神内核兼具通达与守御，漕运号子、天后宫信仰、码头集市等塑造了开放包容、务实坚韧的城市性格。汉口位于长江与汉江交汇处，具备天然水运中心的区位优势，水系四通八达，辐射南北东西，依托“九省通衢”的地理条件，商贸与港口经济兴盛，孕育出开放、灵活、兼容并蓄的商埠精神，码头文化、江湖气息、多元饮食与会馆文化共同呈现流动与聚合的文化特质。杭州拥有钱塘江、西湖、大运河、西溪湿地，构成“江湖河海溪”并存的复合型水系，植根千年治水实践与吴越宋韵文脉，形成诗意栖居与人文意境，西湖诗词、茶事雅集等将水与日常生活、艺术审美深度融合，彰显温润与灵动的城市气质。广州坐落于珠三角网河区核心腹地，拥有“三江入流、八口出海”的独特水系格局，江海交汇的格局造就了天然的水运优势与开放的地理格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与岭南文化中心，商贸导向与对外交流贯穿城市发展历程，淬炼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品格，龙舟赛、骑楼街区、水乡饮食、水上花市等民俗传统，将水与生活、商业、节庆紧密相连，呈现出充满烟火气与惬意感的水文化风貌。

广州城市水文化的特质

1.广州的水文化与治水实践历史演进

（1）先秦时期：原始水文化与水乡基因

6000年前，广州中心城区与黄埔、番禺、南沙等区域尚为海湾，后因流域泥沙自然淤积和当地先民因势利导围垦造地，逐渐演变为现今“三江汇流、八口出海、网河密布”的水系格局。依托这样的自然基底，先秦时期已有先民在珠江沿岸繁衍生息，以渔猎为重要生计，顺应地势开挖灌溉沟渠，并借河道舟楫运输优势开展区域性物资交换。当地越族人谨慎地选择地势相对较高、水流相对平缓之处临水筑居，在充分享受水之便利的同时，尽可能规避洪水的威胁。此时的水不仅是生命之源，还是连接内陆与海洋的天然纽带，更是形成“因水而生、依水而居”生活习俗与价值观念的载体。

（2）秦汉至近代：多元融合与岭南水乡成熟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设南海郡，郡治设于番禺（今广州），标志着广州建城之始。西汉时期，凭借“三江汇海”的区位优势，广州逐渐发展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起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自番禺出发的商船可抵达东南亚、南亚诸国，带回琉璃、琥珀等异域物产。至唐代，广州跃升为全国第一大港，“广州通海夷道”连接东南亚与印度洋，中外商船云集，“蕃坊”与本土街区沿水而建，阿拉伯香料与中原丝绸借水流通。这种江河汇海的天然优势，使广州成为连接内陆与海外的重要枢纽，促进中原文化、海外文化与本地越族文化的深度融合。如中原园林艺术与岭南水乡风貌相结合催生了荔园，西方券廊式建筑与岭南传统元素碰撞演化出骑楼，建筑成为文化融合的具象载体，为岭南水乡文化注入多元基因。

与此同时，季节性洪水与风暴潮构成的常态化威胁，促使治水技术持续发展。西汉南越国时期建造的木构水闸（今北京路遗址），以“分级控水”设计兼具防洪、排涝功能，标志着治水理念从“神崇拜”向“技术治理”的跨越。贯穿千年的六脉渠，以“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的格局，将城市水系与自然水系深度衔接，成为古人“顺应自然、因势利导”治水智慧的典范，为水乡成熟奠定了生存保障基础。

在交通、文化、技术的多重支撑下，水文化深度融入广州民俗与生活美学，岭南水乡特色全面显现。生产层面，桑基鱼塘、果基鱼塘等基塘农业系统，实现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成为岭南水乡标志性生产景观。空间层面，骑楼、镬耳屋与干栏式建筑并存，适应湿热气候与临水环境，水埠头、石板街、小桥流水构成独特的水乡肌理。宝墨园则以“理水”为要，将岭南水乡的特质融入园林景致，让亲水成为日常审美体验。生活层面，疍家船居文化兴盛，水上集市活跃，咸水歌、龙舟说唱等民间艺术传唱水乡百态，春节水上花市、龙舟竞渡、端午“龙船饭”等民俗活动，成为水乡居民情感认同的载体。

（3）现代：水乡变迁与文化复兴

伴随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进程，广州一跃成为人口密集、产业兴旺的高密度超大城市。在此进程中，广州的城市治水理念不断深化，其演进路径清晰呈现出3个发展阶段特征。

第一阶段：“人进水退”征服式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初期，广州曾以“向水要地、以水谋利”为导向，通过大规模围垦滩涂、挤占河道空间、硬化岸线等方式扩张城市建成区。同时大量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未经有效处理直排入河。这一阶段治水重心在于满足生产建设需求（如防洪排涝、水资源开发），水域被视为可被改造的“资源载体”，而非生态系统的有机部分，导致水系萎缩、水质恶化、水生态功能退化等多重危机，城市与水的关系陷入“索取—破坏”的失衡状态。

第二阶段：“量水而行”规制型发展。当生态代价逐渐显现，广州对发展弯路进行反思，逐步开创了超大城市治水新典范。如洪涝安全方面，广州创新洪涝安全评估制度，把洪涝安全作为国土空间规划及城市更新项目建设的刚性约束；在生态环境方面，广州提出“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源”，以“四洗”（洗楼、洗管、洗井、洗河）和网格化治水模式实施源头管控，在此基础上，在沙河涌、猎德涌、乌涌、南岗河等河道创新推行河流低水位运行模式，不调水、少清淤，利用自然本底进行水生态原位修复，取得了显著成效。

第三阶段：“城水相融”新理念开篇。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深化，广州已深刻认识到水域是城市生态系统的核心纽带，治水开始向“生态修复、功能复合、文化传承”的多元协同探索。通过改造生态岸线、恢复滨水湿地、构建蓝绿生态网络，让水域重新承担起防洪、净化、生物栖息等多元化功能；同时活化滨水空间（如建设碧道、开放亲水节点），将龙舟、咸水歌等传统水文化符号融入现代生活场景，使“亲水、乐水、护水”成为城市生活美学的重要组成。当前的水文化，既延续了岭南水乡的历史基因，又注入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内涵，标志着城市与水进入“共生共荣”的良性发展阶段。

2.广州城市水文化的核心特质

广州以水为基，在城市功能演进中逐渐升华为更深层的水文化特质：岭南水乡的自然禀赋孕育“亲水乐生”的生活智慧，千年商都的历史积淀涵养“开放包容”的精神气度，国际大都市的现代发展推动“城水相融”的生态文明实践。三者交相辉映，构成广州水文化的独特魅力。

（1）亲水乐生特质

《白云越秀二山合志》称“广之城，无之而非水也”，生动描绘了广州城与水密不可分的关系。目前，广州拥有河涌1718条、湖泊47个、水库295座、山塘111座及海岸线157km，水域面积达744km，约占土地面积的10.15%，河道密度为0.75km/km。江、河、湖、库、海构成的多元水形态，塑造了独特的岭南水乡风貌。这种自然山水格局，不仅为早期先民提供了渔猎、灌溉等“因水而生、依水而居”的生存模式，更塑造了“因水而兴”的城市空间形态。从秦代任嚣城选址于珠江北岸的台地，到唐代六脉渠水系与城市格局的呼应，再到明清时期“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的荔枝湾盛景，水始终是广州城市形态的核心骨架。水系既是防洪排涝的屏障，也是交通运输的动脉，它孕育了疍家文化、龙舟文化等与水相关的民俗文化，使“水性”成为岭南地域文化的天然特质。这种“亲水乐生”不仅体现在民俗中，更凝结于建筑智慧：广州骑楼的“廊柱架空”设计，既适应多雨气候，让行人免受日晒雨淋，又巧妙利用滨水空间拓展商业，形成“前铺后河”的生活场景，建筑与水共生的细节，让“亲水”从理念化为日常。这种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广州水文化从诞生之初就具有“亲水乐生”的底色。时至今日，广州水文化中“猪笼入水”“水为财”等俗语都体现着当地人对水的特殊情感。

（2）开放包容特质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广州的商贸基因与水网优势深度绑定。自汉代设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到明清“一口通商”时期十三行的全球贸易网络，珠江水系成为连接内陆与海洋的“黄金通道”，商船往来、货通四海的景象，使水文化超越了地域界限，融入了开放、务实、兼容的特质。河涌码头边的商贸市集、珠江沿岸的外商会馆、艇仔上的流动交易，将商业活动与水空间紧密结合，形成了“以水兴业、以商活城”的独特文化形态。同时，商贸往来带来的多元文化碰撞，使水文化在保留本土特色的同时，不断吸收外来元素，如西洋建筑风格与满洲窗等本土元素在滨水空间的融合，粤剧与外销画在水上场景的共存，都体现了水文化作为“文化转换器”的功能。这种以商为魂的水文化塑造了广州“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

（3）城水相融特质

“城水相融”的理念，深植于太极思维中“阴阳相济、共生平衡”的哲学智慧：城市与水并非相互割裂的对抗性存在，而是如同太极图中互抱的阴阳两极，在动态制衡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广州正以这一理念重构城水关系，推动水从单一功能性载体跃升为城市综合价值的核心要素，实现水安全与社会价值的深入协同。一是赋能经济升级。依托珠江黄金水道的天然禀赋，串联广州塔、海心桥、沙面等标志性节点，创新“航运+文旅”融合模式，通过“游船+实景演出+灯光秀”的立体化呈现，激活沿岸餐饮、演艺、文创等消费场景，催生“夜经济”新增长极，使水系成为串联产业活力的经济纽带，印证了“水润城兴”的共生逻辑。二是活化文化传承。以荔枝湾涌整治为代表，将水域修复与历史文脉延续深度耦合，串联恩宁路骑楼、永庆坊等历史街区，打造“水上西关”特色游线，通过嵌入粤剧展演、非遗手作体验等文化内核，以水载文、以文润水，使水系成为承载岭南水乡记忆的活态空间。三是构建共享空间。北部山水、中部现代、南部水乡三大片区的千里碧道建设，海珠湖、白云湖等创新“雨洪调蓄-生态补水-休闲景观”多功能复合模式，将滨水空间转化为市民可及的公共场域。城水相融的实践，让河湖变成了水安全的屏障、经济活力的纽带、文化传承的载体、市民共享的客厅，最终实现“城因水而灵，水因城而韵”的平衡。

广州城市水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广州作为千年水城，依水而生、因水而兴，孕育出独特的岭南水乡气质、千年商都活力与现代国际都市格局。然而在快速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宝贵的水文化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彰显与活化，“水城”品牌的辨识度与影响力仍显不足。

1.物质和功能载体整体萎缩

一方面，历史水系和水工程遗产在城市更新中不断消失。六脉渠等古渠被填埋，荔枝湾部分水域被硬化覆盖，传统码头被现代化港口设施替代，水巷格局在旧城改造中逐渐瓦解。这些曾经构成“水城”肌理的地理印记，承载着广府人“临水而居、因水而兴”的集体记忆，其消失使水文化失去了最直观的空间依托，如同无源之水，难以在当代城市语境中形成共鸣。

另一方面，现代涉水工程常以单一功能为目标，忽视了其多元复合功能。比如，河道治理和工程建设以防洪排涝、输水供水等工程目标为导向，工程化“硬思维”长期主导着涉水空间的塑造：堤防被简化为防洪设施，河道被视作输水通道，桥梁被定义为交通设施，忽视了其作为公共空间、文化场景与生态廊道的复合功能。这种“工程化”治理模式，割裂了水与岸、人与水的自然联系，曾经的民俗记忆（如水巷穿行、临河浣衣、龙舟竞渡的亲水场景）与人文意涵（如“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的审美意境）消失，导致亲水活动、民俗节庆、日常交往等载体功能不断弱化，水文化逐渐从市民的日常生活退化为节庆性、表演性的临时活动。

2.品牌塑造与传播乏力

广州尚未建立起具有全国乃至国际影响力的水文化品牌体系。一是水文化建设机制上，水文化资源分散在水务、文化、旅游、城管等多个部门，缺乏跨领域的整合传播策略。二是宣传渠道上，仍以传统媒体与节庆活动为主，缺乏系统的文化叙事。虽然龙舟赛、波罗诞等传统水文化活动仍具有生命力，但多被视为孤立的民俗事件，未能与城市整体文化战略、滨水空间规划、公共生活方式深度融合。游客对广州水文化的感知也呈现碎片化特征，珠江夜游、荔枝湾景区等虽有一定知名度，但与形成持久而鲜明的“水城”印象存在较大差距。三是宣传手段上，未能充分利用新媒体、沉浸式体验、数字技术等现代传播手段，对年轻群体与国际受众的吸引力有限。

3.社会对水的认知存在偏差

社会公众对水的认知，多局限于防洪排涝和供水等工具性层面，甚至对城水关系的认知存在本质性错位。不少公众和其他行业从业者将水域视为城市扩张的“约束变量”，认为河流、湖泊的自然形态“挤占”了建设用地的拓展，防洪排涝标准的严格要求“限制”了产业布局的灵活性。这种认知将水与城市置于“二元对立”，将水从城市有机系统中剥离，视之为“可利用的资源”“需治理的对象”或“城市开发的外部边界”。对城水共生关系的漠视，正是造成河湖岸线破坏、水环境损害、水生态退化、城市内涝等系列问题的深层次思想根源。

广州城市水文化建设路径思考

与杭州西湖、苏州园林、威尼斯水城等国内外知名水文化品牌相比，广州“水城”形象缺乏清晰的定位与独特的价值主张，尚未在激烈的城市文化竞争中脱颖而出。结合广州水文化独特的基因及“千年水城的优质基因积淀”与“当代水城品牌辨识度不足”之间的突出矛盾，本文提出广州“彰显广府水韵、实现城水相融”的水文化建设目标及相应建设路径，旨在将水文化打造成为广州区别于其他城市的鲜明文化标识。

1.保护修复活化物质载体，重构人水共生空间

①保护传承水文化遗产，加强水工程与文化融合。如恢复部分古渠河道与水巷格局；依托十三行古码头等遗址，打造露天水利遗产公园，保留码头构件并增设历史解说牌；在现代水利工程中融入岭南特色，在河涌沿线植入广府涉水文化符号（如在护栏、灯柱等设施中融入满洲窗纹样、骑楼拱券等广府特色建筑元素，在沿岸铺装中雕刻“龙舟鼓点”“潮汐韵律”等艺术图案），将堤防、水闸等建成兼具防洪与观赏功能的景观节点。

②提升滨水空间生态品质，重现岭南风情亲水场景。对硬质河道实施生态化改造，如采用生态袋护岸，镶嵌本土水生植物群落；利用河涌边角、桥下等闲置空间建设小型人工湿地等。打造“河涌边的茶楼”“涌边榕树下下棋”“端午龙舟竞渡”等岭南亲水场景，让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感知水城活力。

③打造典型示范区域，充分发挥“标杆效应”。以荔枝湾涌为典型案例，开展系统性治理，让“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涌”的历史景观得以物质性再现，艇仔粥制作技艺、粤剧表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场景化呈现，停办多年的龙舟竞渡活动重新启动，让“生态筑基—文化赋能—功能融合”的治理路径为广州水城品牌的具象化表达提供参考。

2.重塑传播体系，塑造水城特色品牌

①统一目标。对标威尼斯水城，提炼“千年商都+岭南水乡”的独特定位，区别于杭州西湖的诗意风格，形成差异化品牌形象，设计“珠江水城”统一视觉标识。

②整合机制。成立跨水务、文旅、城管等部门的专项工作组，协同推进水文化建设与城市建设深度融合。

③创新传播与产业转化形式。除传统节庆外，用新媒体发力，如拍摄水系遗产微纪录片、开发水上实景AR导览等。同时发展水上运动、滨水康养等业态，孵化文创产品，让水文化转化为经济增长点。

3.纠正认知偏差，强化全民水文化认同

从破解“表象化”“片面化”传播瓶颈入手，使“人水共生”“城水相融”的理念真正融入城市血脉，让公众清晰认识到：水是城市的生态底色、核心竞争力的“硬核支撑”、居民生活品质的“幸福底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引擎”，与每个市民生活和城市未来息息相关。

①提升规划中水文化权重。将水生态、水文化指标纳入城市规划强制标准，在旧城改造、河道治理项目中预留滨水公共空间。设立水文化专项基金，保障遗产保护与相关活动落地，改变水利仅重防洪供水的单一导向。

②强化科普。构建分众化解读与生活化转译体系。对行业内群体，侧重专业知识的深度交流，通过学术论坛、技术沙龙等形式，强化治水理念与实践经验的行业共识；对跨行业（如教育、媒体、文旅等领域）群体，侧重水文化与行业功能的关联性解读，推动水务与城市规划、教育科普、文旅开发等领域的协同；对普通公众，则需突破专业术语的壁垒，通过打造水文化公园、水文化博物馆、水利基地等多元水文化科普载体，实现治水成果的“可感知化”转译，如将“氨氮含量下降2mg/L”“溶解氧提升3个百分点”转化为“鱼虾洄游”“白鹭栖息”“孩童嬉戏”等生活场景，让公众直观触摸到水生态改善带来的幸福感，进而从情感层面认同“护水即护生活”的理念。

结语

广州具有独特、优质、深厚的水文化基因，然而其“水城”形象缺乏清晰的定位与独特的价值主张，尚未在激烈的城市文化竞争中脱颖而出。本文以广州为例，探讨了城市水文化的定义和特征，以及广州水文化的特质、面临的挑战与建设路径。主要结论如下：

①城市水文化根植于水文化的母体，又在城市化进程中被重新塑造，具有水文化共性、城市化共性和区域独特性三大特征。

②梳理了广州水文化三大核心特质。岭南水乡的自然禀赋孕育“亲水乐生”的生活智慧，千年商都的历史积淀涵养“开放包容”的精神气度，国际大都市的现代发展逐步开启“城水相融”的崭新篇章，三者构成广州水文化的独特魅力。

③分析了目前广州水文化建设存在三大挑战：物质和功能载体整体萎缩、品牌塑造与传播乏力、社会对水的认知存在偏差，聚焦为“千年水城的优质基因积淀”与“当代水城品牌辨识度不足”之间的突出矛盾。

④提出了广州“彰显广府水韵、实现城水相融”的水文化建设目标以及相应建设路径，为城市水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活力的“广州方案”。

Abstract: Urban water culture, as a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on where cities and water coexist and intertwine, plays a positive and far-reaching role in preserving the roots of civilization, inheriting water management wisdom, empowe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elevating urban quality, and fostering consensus on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cities and water.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water culture: It encompasses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achievements forged through long-term human-water interactions during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cities, combining the commonalities of water culture, urbanization, and regional distinctiveness. Guangzhou, with its hydrological layout of “three rivers converging and eight mouths reaching the sea”, has accumulated profound water cultural heritage as a millennia-old water city. The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trac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Guangzhou’s water culture and water management practices, identifying three core traits: “affection for water and love for life,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ity and water”. It also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challenges in Guangzhou’s water culture development, pinpointing the promin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edimentation of high-quality genes of a millennia-old water city” and “the insufficient brand recognition of a contemporary water city”. Centering on the construction goals of “highlighting Guangfu water charm and achieving city-water integration”, the study proposes pathways such as protecting, restoring, and revitalizing material carriers, reshaping dissemination systems, and strengthening public water culture identity. The research findings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s water culture, while also providing a “Guangzhou case” that combines historical depth and contemporary vitality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water culture in megacities.

Keywordswater culture; urban water culture; urban culture; Guangzhou’s water cultur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tegration of city and water;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本文引用格式：

陈文龙，姚汉钟.城市水文化建设思考——以广州为例[J].中水利，2025（22）：66-72.

封面摄影张永林

责编董林玥

校对杨文杰

审核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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