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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他，是在矿图书室里。那时，妈妈是图书室的管理员，十三岁的我一有空就来这里。他长得五大三粗，崎岖的脸上挂着几道灰黑的汗渍，破旧的工作服散发着难闻的汗馊味。见到他来，我捂着鼻子躲了出去。他和妈妈嘀咕了几句，从书架上拿起一本《采煤机工作原理》走了。
认识他，是在舅舅家里。那天，舅妈叫我去吃晚饭。一进门，我就看见屋子中间的他——穿一身皱巴巴的西服，系着一条做工粗糙的领带。舅妈拉过我的手：“这是你成叔叔。”他上下打量我，铜铃般的眼睛里挤满笑意，一咧嘴便露出几颗参差不齐的黄牙来。我沉默着，转身进了卧室。巨大的关门声让在场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月月，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妈妈冲过来拍打卧室的门。舅妈上前拦住了：“孩子还小，随她去吧。”
那天的晚饭，是他和妈妈的定亲饭。想到日后要叫他“爸爸”，我心底的那份痛便硬生生地翻涌上来。我的父亲，是一个有着良好学识，戴着金丝边眼镜，讲话儒雅的男人。可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离去了。临走时，他抓住妈妈的手，说：“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和月月……”后来我才知道，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四处举债。妈妈卖了房子，打好几份零工。
就这样，我和妈妈从城北的简易房搬到了他的家，一套不算大的二居室矿工家属房。搬去的那天，妈妈一进屋就皱起了眉头：凌乱不堪的床上堆放着脏衣服、臭袜子，角落里积着灰尘。妈妈包着头巾，领着我收拾了一天。
后来，我偷偷翻看了他和妈妈的结婚证：成奎文！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一个叫成奎安的香港演员，也是一脸的凹凸不平，演艺界叫他“大傻”。从此，“大傻”成了我暗地里对他的称呼。
“大傻”是个典型的东北人，说话跟放炮一样。那时他在矿上三班倒，每天下班吃过饭后，什么也不干，常常和衣躺在沙发上，没几分钟便鼾声如雷，家务活全由妈妈包揽。看到别人的父亲双休日陪孩子逛街、打球、去郊外游玩，我常常眼热。我问妈妈：“他这样不顾家，哪里值得你对他这样好？”妈妈声色俱厉地说：“月月，你要尊重他，他是你爸爸！”
那时我在煤矿子弟中学读书。一次，学校组织学生代表去矿上表演节目。我和同学路过井口的走廊，远远看见长椅上坐着一个满脸煤灰的人。他大概刚刚升井，工作服被汗水湿透，挂满泥浆的鞋子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臭味。我和同学捂着鼻子，躲闪着从他身边走过。
“月月——月月——”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竟是“大傻”。同学投来了不解的目光，我顿感脸上发烧。“你认错人了！”我急急地向前走，头也不回。
那晚，我以为他会把白天的事情告诉妈妈，忐忑不安地等着妈妈训斥，可是没有。
第二天上学时，妈妈塞给我两个鸡蛋：“放学早点回来。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特地买了个蛋糕……”接过鸡蛋，我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那年学期末，我照例带回家一张“三好学生”奖状。“大傻”下班回来，爱不释手地看了半天，然后把奖状粘到墙上。“大傻”一边抽烟一边夸：“我女儿不赖！我女儿真行！”
听他这样叫我，我有些愧疚——我从未当面叫过他一声“爸爸”，只有在和妈妈说话、不得不提到他时，才会语焉不详地带上一句，不仔细听，根本听不出来称呼的是什么。
闲暇时，“大傻”站在那一墙奖状前，一看就是半天。他这样热衷荣誉，我却从没听说他得过什么奖。也难怪，像“大傻”这样吊儿郎当地上班，怎会获得荣誉？
邻居周大可和“大傻”在同一个采煤队，总抱怨井下作业苦。他上班不积极，打麻将却兴致很高，常常以加班为由，一玩就是一宿。我猜测，“大傻”所谓的“加班”一定也是这样。记得有一次，我们刚吃上晚饭，电话就响了起来。“大傻”接过电话，没说两句，就急匆匆地出门了。那天晚上，他没有回来。第二天，“大傻”肿着眼睛回来，直接倒在床上，饭也没吃。
奇怪的是，妈妈非但不生气，还精心照料着他。“大傻”上夜班的时候，我放学回家，妈妈总会轻声提示：“小点声，你爸在睡觉呢。”
大学毕业后，我在几十公里外的一座城市上班，因为工作忙，很少回家。我时常接到“大傻”打来的电话。他一遍遍地叮嘱我天冷要加衣，别暴饮暴食……一开始我还耐着性子听，后来，便觉厌烦，有时不等他说完，便推说有事，草草挂断电话。
一天，妈妈匆忙打来电话，说“大傻”在工作时突发心肌梗塞，很危险。
我赶到医院时，在抢救室外看到里三层外三层的人，都是“大傻”的工友。妈妈守在抢救室门口：“老成啊，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叫我怎么活！”
医生说，“大傻”病情危险，让家人做好长期住院治疗的准备。我一听傻了眼，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妈妈冷静下来，让我回家帮“大傻”取些衣物和生活用品。
“心肌梗塞”，一路上，我不停地琢磨这四个字。“大傻”不过五十三岁，从来没听他说过心脏不好，怎么突发这种病？
家里的衣柜一层一层的，妈妈把每个人的衣物放进了不同的层格。哪一个是“大傻”的层格？我翻找着。
打开角落里的一个抽屉时，我愣住了：大大小小的荣誉证书、奖章堆满了抽屉，上面写着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优秀突击手、岗位标兵……每一样都写着“成奎文”！
“大傻”在井下工作了二十五年，光荣誉证书就有50多本。转头看着墙上那些曾经令我引以为傲的奖状，我的心被一种难以名状的自责刺痛。
回到医院，我看见抢救室外的走廊里，仍然站满了穿着工作服的矿工。一个年轻矿工抹了把眼泪：“成大哥平时太拼了，这次为了修采煤机，又连轴干了一天一宿……”另一个矿工在一旁低声说：“成大哥太辛苦了，哪经得起这么熬。”有人叹了口气：“他就这脾性，遇到硬骨头，非要自己啃，拦不住……”
“大傻”在抢救室内与病魔挣扎，走廊里的夜格外漫长。
经过抢救，“大傻”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见他病情稳定，妈妈劝工友们回去。看着妈妈含泪把众人送到医院大门口，我轻轻踱到“大傻”的床前。没有了煤尘的遮挡，“大傻”其实长得很端正。妈妈回来时，我说：“妈，你也回去休息吧，我来照顾爸爸！”我把“爸爸”二字咬得特别重。低头再看“大傻”，他的眼角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两行泪。
作者：赵文明版面编辑：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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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煤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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